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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朝的草原丝路

发布日期:2017年05月16日   文章来源:凯风新疆   作者:边地(新疆)

  辽朝政府对降附的部落属国的治理比较宽容,均采取“因迁种落,内置三部”的羁縻政策,使的这些国家互相监督,皆不愿背叛辽朝。据《文献通考》记载:“高昌、龟兹、于阗、大小食、甘州人,时以物货至其国(契丹),交易而去。”再如《契丹国志》卷二十一《外国贡进礼物》所记载:“高昌、龟兹、于阗、大食、小食及甘州、沙州、凉州等,已上诸地三年一次遣使,约四百余人,至契丹贡献。玉、珠、犀、乳香、琥珀、玛瑙器、宾铁兵器、斜合黑细毛织成,以二丈为匹,契丹回赐,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。”纳贡、回赐、互市等活动,证明当时民族间贸易的发达,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,交流的频繁。尤其是纳贡和回赐,表面上看带有政治色彩,似乎是政治问题,但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关系。因有辽朝的影响,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得到巩固和发展。在唐朝灭亡之后,西域、西亚与东欧地区皆将辽朝(契丹)作为中国的代表称谓。而南方的宋朝虽以中华“正统”自居,却因执行“闭关锁国”政策,反而不为人所知。直到今日,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当中,也依旧以契丹作为中国的称呼。

  从草原走出了的辽朝,非常清楚西域的战略意义。拥有西域,不仅可以从西面继续打压宋朝,而且还可扩大辽朝的生存空间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非常重视同西域地区的联系,先后两次率军从东部草原西征,将辽朝西部的疆界扩展到河西走廊,并且征服了分布在“丝绸之路”咽喉地带的诸回鹘政权,使通往辽朝上京城(今内蒙古巴林左旗)的两条丝绸古道得以畅通。辽代草原“丝绸之路”的北线,是由葱岭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进入河西走廊和蒙古草原的路线。据阿拉伯人卫马西记录出使辽上京道程,他从中亚撒马尔罕出发,翻越葱岭,进入疏勒(今新疆喀什)、叶尔羌(今新疆莎车)、于阗(今新疆和田)、克里雅(今新疆且末)至沙州(今甘肃敦煌),然后进入蒙古高原南麓可敦城界(今蒙古国土拉河西岸),经乌独健山(今蒙古肯特山支脉)南下,经庆州(今内蒙古巴林右旗)到达辽上京。因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西域商人比较多,辽上京汉城中专门设有“回鹘营”,负责接待远道而来的回鹘商人。

  辽朝羡慕宋朝的富足,也希望自己如“南面”那样富强,所以希望通过贸易积累更多的财富。草原“丝绸之路”基本把辽朝的各个城市连接起来,形成了交通干线上的全方位开放格局,进一步促进了帝国草原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。西域各地的商人和使团,带来大批西方珍奇物品进献,而辽朝每次回赠物品的金额不少于四十万贯(辽朝初期也通行宋币)。通过交流,西方的马球、金银器、玻璃器以及驯狮、驯象、乐舞、猎豹、瓜果、蔬菜等,均出现在今内蒙古东部草原地区。作为交流,契丹的商人也携带着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商品,沿草原丝路万里跋涉到西域和中亚、西亚各国贸易。《福乐智慧》记载道:“大地铺上绿毯,契丹商队运来中国的商品。”这时的“草原丝路”南道已经变得十分重要,其基本走向为:由上京(今内蒙古巴林左旗)、中京(今内蒙古宁城),或南京析津府(今北京)出发至多伦。尔后沿阴山向西,至西京大同府(今山西大同),涉河套,过居延入伊州(今新疆哈密),转经高昌过北庭(今新疆吉木萨尔)、伊犁,进入碎叶城,到达萨曼王朝北部一带。或在高昌南折,经阿克苏至喀什,进入萨曼王朝中部和南部一带。

  “草原丝路”的畅通,也把西域的农作物传入辽朝,从而对后来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如辽经营的一种“回鹘豆”,其“高二尺许,直干,有叶无旁支,角长二寸,每角止两豆,一根才六七角,色黄,味如粟。”经济价值颇高。此外,诸如文献和考古材料中常见的契丹音乐、歌舞、制作木乃伊和金属覆面葬俗及自匈奴以来的顶戴金冠传统,都应向草原丝路去寻找其文化渊源。并且,契丹的佛教,是经过选择和改造之后形成的一种具有契丹民族特点的意识形态,带着鲜明的西域佛教印记。与传统意义上的“丝绸之路”相比,“草原丝路”分布的领域更为广阔,只要有水草的地方,也就有路可走,故“草原丝绸”之路的中心地带,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。从传播的内容上看,草原丝绸之路除了传输丝绸外,文化的传播、宗教的传播、各类发明创造和技术的传播,显得更多、更广泛、也更快捷。

  作者简介  本名任克良,河南桐柏人,鲁迅文学院学员,新疆作家协会会员,阿克苏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从事文学创作近二十年,已发表作散文、诗歌、纪实文学、小说近二百万字,著有长篇历史小说《江都公主》《西域都护》《龟兹将军》《喊山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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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打印】 [责任编辑:友其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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